帐号申诉修改密码要多久（帐号申诉修改密码）

自从1803年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16]开创违宪审查先例之后，最高法院反复阐述了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三个正当理由： 1．法院的职责是在具体个案中应用法律。

《世界人权宣言》促使承认人权保护的普遍性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㈡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三位是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代表和个人权利的坚决捍卫者马利克，对宣言起草工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组织和沟通作用。第七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如今无论各国实际人权状况如何，没有一个国家统治者或政府会公然否定人权的价值。而法治概念的主要特征是以良法和独立的司法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但当时人权概念在中国仍是理论禁区，直到90年代初才被解禁。

㈡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第十七条 ㈠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11]认识到这一点，要归功于当时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归功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历经劫难的领导人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特别重视。

[12]现行宪法也未能免却这样的尴尬。为方便网络阅读，对较长的段落做了疏分，注释按连载重新编号，其他皆无变动。法律要确实居于权力之上，法律之上还必须有法。后来，柯克有力地主张并捍卫了这样一种原理：存在某些关于公道和正义的高级原则，议会立法不得与之相违背（同上，pp.32-33）。

中国的自然法、天法、仁法观念，参见夏勇：《论和女士及其与德赛先生之关系》，《公法》第1卷，第49-52页。[6]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法、自然法、最高法、天法，也可以称之为共识、基本原则、宪政观念、道统、天道等。

另一方面，也表明宪法规范的制作技术在表述共通性、一般性、根本性的抽象原则方面是有欠缺的，[13]对宪法之法的认识和表述水平在整体上还有待提高。这种理论假设人类尊严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可以发现的。如关于党对国家、对人民的领导，规定在《序言》中，而不像一九七五年宪法那样，在《国家机构》一章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不像一九七八年宪法那样，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这次修改宪法只能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而不能以一九七八年宪法本身为基础。法律之上若没有法，就像权力之上没有法那样，也是会走向专横和任意的。

当从成文宪法里找不到把坏法律解释成违宪的规定时，法律家们往往从古老的非成文的高级法传统里寻求支持。一般说来，这样的法则被看做客观存在、永久不变、普遍适用且至高无上的，无论是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国王，还是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都必须遵守。根本法则之有最高权威，乃是因为它体现基本价值。[5]这样的法则如何论证和阐发，表现着特定国家和文化的理论能力和哲学风格。

立法者能运用法定权力、通过法定程序来制定规则，也能同样合法地改变规则。（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第17页。

[1]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主张都包含关于立法根据的预设。1982年修宪时，有人问过宪法是根本法，为什么老是改？可是，若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就意味着要长期保留和适用1978年宪法的许多不恰当的规定。

这一基本价值也是普遍道德。[14] 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与其说是要改什么，不如说是要最终明确什么是不能改，而且还要加固的。进入 夏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这样的法则叫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修辞策略问题。[9]宪政主义的实质，不是简单地要求合宪性，也不是简单地要求人民主权和程序理性，而是要求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制度和法律都具有终极意义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15]  西学东渐以来，吾国许多优良传统乃至某些根本法则因一味图新而淡化乃至丢弃。

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明了宪法之法，才能确定哪些是必须写进宪法的，哪些是不能写进宪法的。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通过在公共领域里解决价值法则的有效性问题，构成宪法制度的主要内容。

[9]  弗里德里希在谈到梭伦的雅典宪法时说道，他的‘宪法所寻求达到的各阶级之间的平衡，是为获得稳定的程序而实施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秩序，安定、和平与秩序是一切政府的目标，并且，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当然，也已经有人提出这类理由）支持这样的论点，即传统的君主制而不是宪政制度，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的安定、和平和秩序。[7]  这样的法则是一种代表更高的权威来源的正义，它在不同的法律传统里有不同的识别、论证、叙述和适用。

宪法非凭空而来，也非永久不变。[14]  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不过，自然法也不是近代立宪主义诉诸的惟一渊源。宪法之为根本法，乃是因为它体现一种能够作为最高权威来源的根本法则。这不宜混同于西方思想传统里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模式。

这个简单的事实，一方面，表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变化，我们对宪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在不断调整和深化。[3]  这里的根本法则类似于哈贝马斯说的基于原则即元规范的道德，它是一种只承认普遍规范的系统。

这样的法则涵蕴于人类生活的日常规则，与其说要靠我们来制造或发明，不如说要靠我们来发现或叙述。不过，现行宪法在体现和表述根本法则方面还是有所不足的。

（《学习新宪法》，第21-22页）。1981年7月，彭真在给中央关于修宪的报告中曾提出，宪法是根本大法，主要在纲不在目，不搞不必要的创新，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参见许崇德：《现行宪法产生过程的特点》，《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这样的法则如何识别和实施，取决于特定国家和文化的法律传统和制度安排。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分别体现人本与自由、人民主权和程序正义，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分别代表道统、政统和法统。有两种不成文的高级法传统，一是自然法，它由古代斯多葛学派构建，在中世纪与神学结合，后来又由启蒙时期的自然权利论者用世俗的、个人主义的话语重述：二是来自习俗和不受质疑的价值和惯例的基本法则，它们既不必永恒不变，也不必为理性命令，但被社会成员认可为基本不变的。根本法则是普遍道德的抽象形式，并因此成为普遍规范。

抽象表达之优长，在于有比具象表达更强的对具象变化的包容能力和适应能力。（《商君书·算地篇》）。

现行宪法颁布20年来有3次共17处修改，这些修改大多数是关于序言和总纲的。19世纪中叶前，美国的法律家们总是交替使用这两种修辞策略。

宪法之有效，因为它是最后的预定、最终的假设：只有依靠这一假定，被宪法授予创造规范权力的那些人的宣告才是有拘束力的规范。古人说，法随世转时移，与时俱变。